質疑「修昔底德陷阱」：一個被過度引用的地緣政治敘事工具

幾乎所有討論中美關係的文章，都會在某個位置提到「修昔底德陷阱」。 不管是政策制定者、傳統媒體，還是自媒體、甚至茶餘飯後聊國際情勢的朋友，都會不由自主談到這個概念。

外交政策學者Hal Brands和Michael Beckley直接說，這個概念已經「變成了教條」。BBC專注外交的記者也說過，提出這個概念的那本書，已經成為「政策制定者、學者和記者的必讀書目」。 一個概念流行到這個地步，你很難不把它當成某種共識。

但「流行」和「正確」是兩件事。

我花了不少時間去翻這個概念的底，越翻越覺得，這背後其實有問題。從方法論到理論結構，再到它在中美兩國各自的傳播路徑，層層拆開之後，我看到的是一個學術上經不起推敲，但敘事上大獲成功的概念。它之所以流行，恰恰因為它對很多人來說「足夠好用」。

我們在「世界觀」開篇詞裡說過，這個欄目要做的事情是拆那些被廣泛持有但很少被審視的底層假設。修昔底德陷阱就是第一個。

它到底說了什麼

先把這個概念的來龍去脈交代清楚。

修昔底德陷阱的提出者是Graham Allison，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教授，也在柯林頓時期擔任過助理國防部長。 2011年前後，他正式提出這個概念。之後的2015年，他在《大西洋月刊》發表了一篇極具影響力的文章，並在之後把這個概念進一步擴大，也就有了2017年出版的《注定一戰》。

而這個概念的核心來自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的一句話：「使戰爭不可避免的，是雅典實力的增長以及由此在斯巴達引發的恐懼。」Allison把這句話提煉成一個模式：當一個崛起國的實力增長到威脅守成國地位的程度時，雙方極有可能滑向戰爭。他認為這個模式同樣適用於今天的中國和美國。

為了給這個判斷找歷史依據，Allison帶領哈佛Belfer中心做了一個案例研究：從1500年至今，找出16個「崛起國挑戰守成國」的案例。結果是，其中12個以戰爭結尾，4個和平解決。由此推導出一個被廣泛引用的數字：75%的戰爭機率。

他說自己使用的方法是歷史案例比較法。案例的選取標準是「參考主流歷史敘述中的常規定義，主要看GDP和軍事實力的快速相對變化」。 聽上去很嚴謹。但你仔細看就會發現，這裡面每一個環節都有問題。

三個繞不過去的方法論硬傷

我拆完之後，發現Allison這套研究至少有三個層面的硬傷，任何一個單獨拿出來都足以動搖結論。

第一個問題是定義模糊。

什麼算「崛起國」？什麼算「守成國」？Allison的標準高度依賴主觀判斷。哈佛政治學者Joseph Nye指出，一戰被歸類為「崛起的德國挑戰霸主英國」，但這場戰爭的成因極其複雜：德國對俄國崛起的恐懼、奧匈帝國面對斯拉夫民族主義的衰落、同盟體系的連鎖反應。把這麼多變數壓縮成一個「崛起國vs守成國」的二元框架，等於是在用模型裁剪現實。歷史學家Arthur Waldron也指出好幾個案例被錯誤歸類。比如1904年的日俄衝突，日本才是崛起方，俄國是老牌強國，但Allison的分類完全搞反了。

第二個問題是選擇偏差。

Allison挑選案例的標準本身就包含了「一方挑戰另一方」這個大前提。換句話說，他只選了那些已經存在對抗關係的大國們，然後發現其中大多數打了仗。這個邏輯等於只研究進了急診室的人，然後得出結論：「進急診室的人大多數都有健康問題」。結論的確是對的，但對的很反常。

更值得注意的是，案例數字一直在變。2012年的版本是「15個案例中11個打了仗」，到2017年變成了「16個案例中12個打了仗」。而Belfer中心的網站上還掛著14個「候選案例」等待納入第二階段研究，其中7個打了仗，7個沒打。如果把這些加進去，75%的比例會大幅下降。

第三個問題是遺漏變數偏差。

這16個案例橫跨五個世紀，從16世紀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到20世紀的美蘇冷戰。這五百年裡世界發生了什麼？核武器出現了，全球貿易網路形成了，國際組織建立了，經濟相互依賴的程度發生了質的變化。Allison沒有控制任何時代變數，把拿破崙戰爭時代的案例和核威懾時代的案例放在同一個框架裡做比較，然後得出一個統一的「機率」。Richard Hanania在《戰略研究季刊》上發表的批評說得很直白：這套分析「連最基本的統計建模規則都沒有遵循」。

這裡還有一個Allison自己造成的矛盾。他在書的附錄裡承認，這個資料集「不是為統計學家準備的」，也不打算提出「鐵律」。但他在《大西洋月刊》《外交政策》等公開刊物上反覆寫道：「根據歷史記錄，戰爭的可能性比目前認識到的大得多。」你一邊說「別用統計標準審視我」，一邊又用統計化的表述去影響政策制定者的判斷。而這本身就是一種論證幻覺。

比方法論更深的問題：誰該負責？

但方法論上的硬傷只是表層。

我琢磨了很久才意識到，Allison做的最關鍵的手術，在因果歸因的方向上：他把整個責任歸屬翻轉了180度。

這需要先說一下修昔底德陷阱的「前置理論」。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崛起國挑戰守成國」這個分析框架在國際關係學界有一個正式的理論源頭，叫權力轉移理論，由A.F.K. Organski在1958年提出。這個理論的原版邏輯是這樣的：崛起國接近守成國的實力，這是衝突可能發生的結構條件。但光有這個條件不夠，還需要一個關鍵變數，就是崛起國對現有國際秩序的「滿意度」。如果崛起國在現有秩序中受益良多，它就沒有動機去挑戰這個秩序，即便它的實力已經追上甚至超過了守成國。

這個區分非常關鍵。在原版理論裡，主語是崛起國。是崛起國在做選擇：我要不要挑戰這個秩序？我對現狀滿不滿意？責任歸屬的重心落在崛起國身上。如果崛起國選擇做體系內的參與者，衝突就可以避免。原版理論給和平留了一條清晰的路徑，而這條路徑的鑰匙握在崛起國手裡。 Allison做了什麼？他把「滿意度」這個變數去掉了。

回到修昔底德的那句原話：「使戰爭不可避免的，是雅典實力的增長以及由此在斯巴達引發的恐懼。」在這個句式裡，雅典（崛起國）只需要「增長」就夠了，不需要做任何具有攻擊性的事。衝突的觸發機制是斯巴達（守成國）的恐懼。主語變了，責任也出現了翻轉。

原版權力轉移理論問的問題是：「崛起國想要什麼？」而Allison版本問的問題是：「守成國害怕什麼？」 這兩個問題看似都在討論同一個現象，但它們指向完全不同的政策含義。

如果問題出在崛起國的不滿意，解決方案就是：給崛起國在現有秩序中更多位置、更大發言權，提高它的滿意度。責任在崛起國做出可信的承諾。 如果問題出在守成國的恐懼，解決方案就變成了：守成國管控自己的恐懼，或者雙方建立某種「新型關係」來緩衝這種結構性緊張。皮球踢給了守成國。

這遠遠超出了學術上的技術差異。這是整個因果歸因體系的根本性改寫。

東亞五百年的歷史說了什麼

還有一條反駁線，我覺得衝擊力最大。

南加州大學的David Kang在《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這本書裡做了一個非常紮實的歷史研究：從1368年明朝建立到1841年鴉片戰爭開始，將近五百年的時間裡，中國和它的主要鄰國，朝鮮、越南、日本，之間只發生過兩場大規模衝突。而同一時期的歐洲，戰爭幾乎從未間斷。

這個對比本身就足以讓人停下來想一想。 Kang的核心發現是：修昔底德陷阱以及整個權力轉移理論，都是從歐洲歷史經驗中抽象出來的規律，然後被當成了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但東亞有一套完全不同的國際秩序運行邏輯。歐洲的西發利亞體系建立在主權平等和均勢政治之上，結果是無休止的國家間衝突。

東亞的朝貢體系建立在等級制和合法性共識之上，中國是體系中無可爭議的主導力量，但其他國家並沒有因此不斷挑戰它，反而形成了長期的和平共存。 Kang指出，決定大國關係走向的關鍵變數是各方是否認為這個秩序是合法的，實力對比本身反而是次要的。朝鮮、越南甚至日本都主動吸收中國的制度和文化實踐，這種共識性的合法性是歐洲均勢體系中不存在的。

這意味著什麼？Allison的16個案例全部來自1500年之後的歐洲和全球（以西發利亞體系為背景），完全沒有納入東亞的歷史經驗。如果把東亞放進來，「崛起國挑戰守成國就會打仗」這個所謂規律，連區域普遍性都不具備，更談不上什麼人類普遍規律。

普林斯頓的G. John Ikenberry在理論層面也給出了類似的結論。他在《After Victory》中論證了一個核心命題：霸權國可以透過制度設計來管理權力轉移，戰爭是制度設計失敗的結果，不是權力轉移的必然後果。他舉的最典型案例就是美國和英國的權力交接。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美國逐步取代英國成為全球主導力量，整個過程基本上是和平的。英國選擇了制度讓渡，而非武力對抗。 所以回到那個最根本的問題：崛起國和守成國之間，是否必然產生對抗？歷史和理論都給了同一個答案：不是必然的。對抗是一種可能的結果，但遠遠不是唯一的結果。

既然站不住腳，為什麼還有人在用

到這裡，一個很自然的問題就浮出來了：一個學術上漏洞這麼多的概念，為什麼傳播得這麼成功？ Google Scholar上的數據很有意思。「修昔底德陷阱」和「中國」同時出現在同一篇文獻中的頻率，從2013年的接近零飆升到了2020年的超過500次。七年時間，一個新造的詞彙變成了國際關係討論中的高頻詞。

媒體喜歡它的原因不難理解。它簡潔，有戲劇性，把極其複雜的國際關係壓縮成了一個二元對抗的敘事框架。編輯部需要標題，評論員需要框架，讀者需要一個快速理解世界的入口。修昔底德陷阱提供了這一切。

但真正有意思的，是不同的國家在怎麼使用它。 有學者統計過，2015年之前，中國官方媒體如《中國日報》和《環球時報》對修昔底德陷阱的引用頻率，比《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還高。一個美國學者發明的概念，中國媒體比美國媒體更積極地傳播它。 乍一看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因為中國在行為層面是全球化秩序的深度參與者和受益者。中國加入了WTO，在現有的貿易體系和金融體系中獲益巨大。

按照權力轉移理論原版的「滿意度」邏輯，中國並沒有強烈的動機去推翻這個體系。一個不想挑戰現有秩序的國家，為什麼要反覆傳播「崛起必然導致對抗」的敘事？ 我想了很久這個矛盾，最後發現它根本不矛盾。

中國媒體傳播修昔底德陷阱的敘事，真正在做的是「借用」這個理論的框架。因為這個框架裡內建了一個對中國非常有利的因果結構。 回到那個因果歸因的翻轉。修昔底德的原文把衝突的根源歸因於守成國的恐懼。接受這個框架，等於預設了一個前提：如果中美之間出了問題，根源在於美國的恐懼和過度反應，不在於中國做了什麼。中國只是在發展，變強了，有什麼錯？這是一個預防性的責任歸屬。

同時，修昔底德陷阱的框架還有一個隱含前提：它預設崛起國已經是守成國的對等競爭者。中國媒體引用這個框架，不需要自己去論證「中國已經是和美國平起平坐的大國」這個判斷。Allison替它做了這個論證。這是一次免費的地位錨定。 還有一層。中國在2013年前後多次提出「新型大國關係」這個外交概念。修昔底德陷阱在敘事上扮演了「問題」的角色，「新型大國關係」就是中方提出的「解決方案」。先讓所有人相信，按照歷史規律我們可能要打仗，然後再說，但我們提出了一條避免衝突的新路。沒有前面那個恐懼的鋪墊，後面那個方案就失去了市場。

最後一層最微妙。如果中美關係出現緊張，有兩種解釋框架。一種是指向具體行為的，比如南海軍事化、對台政策調整、貿易摩擦中的具體措施。另一種是指向結構性因素的，就是「兩個大國之間的宿命」。修昔底德陷阱提供的是第二種。它把衝突的原因從具體的政策行為轉移到了抽象的結構層面。這樣一來，任何對具體行為的追問，都可以被重新納入「守成國的恐懼在作祟」這個框架裡消化掉。

反過來看，美國那邊，鷹派也在用同一個概念，只是強調的面完全不同。對美國的安全建制派來說，修昔底德陷阱為「大國競爭回來了」這個戰略框架轉向提供了歷史正當性。2017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明確提出了大國競爭的回歸。如果衝突是「結構性宿命」，那加強軍備、技術封鎖、在亞太部署更多力量就不是挑釁，是審慎的預防。 於是你會看到一個很諷刺的畫面：中美兩國的強硬派各自在使用同一個理論框架，但各自強調不同的半邊。

中方強調「守成國的恐懼在製造問題」，美方強調「崛起本身在製造威脅」。而學術上更嚴謹的權力轉移理論原版，因為它要求你同時審視雙方的行為和意圖，對任何一方來說都不夠「好用」，反而被冷落了。 而這才是修昔底德陷阱真正的生命力所在：它流行，靠的從來都是「好用」，跟「正確」沒有關係。

回到世界觀

修昔底德陷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世界觀層級的案例。

從學術上看，它方法論有三個硬傷，核心理論做了關鍵性的因果歸因翻轉，歷史證據缺乏跨文化的普遍性。但從傳播上看，它大獲成功，因為它滿足了不同群體的敘事需求。它已經變成了很多人討論中美關係時腦子裡自動運行的「作業系統」。

這正是我們在開篇詞裡說的論證幻覺：一個從根基上就有問題的世界觀假設，透過精巧的包裝變成了被廣泛接受的規律。而一旦你接受了這個框架，你對中美關係的所有後續判斷都會被它塑形，你會不自覺地用「崛起vs守成」這個二元結構去理解每一條新聞、每一次摩擦、每一個政策變化。

我們在開篇詞裡說過一個判斷：大多數被當作「羅生門」的爭論，是有答案的。答案藏在論證之下的世界觀裡。 修昔底德陷阱就是這樣一個藏在大量爭論之下的世界觀假設。拆開它，不是為了證明中美之間不存在矛盾和競爭。

矛盾是真實存在的。拆開它是為了讓我們看清楚：我們討論這段關係時腦子裡跑的那套作業系統，它的底層程式碼是什麼樣的，它有沒有漏洞。 如果你在最底層裝了一個有漏洞的作業系統，你在上面跑的所有程式都會出問題。

而你可能永遠找不到問題出在哪裡，因為你從來沒有想過，問題可能在作業系統本身。